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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席11月28日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中國清潔空氣聯盟等機構舉辦的“綠色金融與治霾產業峰會”時，馬駿說，我國霧霾如此嚴重，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經濟結構中高污染、高耗能的產業比重太高。
“昨天，北京的PM2.5指數200多微克/立方米，估計河北的霧霾指數也不在北京之下。11月8日，沈陽PM2.5的瞬間值到了1017，突破歷史記錄。而大家知道，世界衛生組織規定的PM2.5第二階段標準為25，許多發達國家的PM2.5只有10左右。”馬駿說，我國空氣污染如此嚴重，除了末端治理沒有到位之外，主要是因為產業結構、能源結構、交通運輸結構是污染型的。
他表示，比如我國重工業占GDP的比重是主要經濟體中最高的，而重工業產生的空氣污染是服務業的九倍;我國能源結構中煤炭消費占2/3，而給定當量，燃煤產生的空氣污染是清潔能源的十倍;我國城市居民出行比例中90%以上是公里出行，而給定同樣運輸量，私家車產生的空氣污染是地鐵的十倍。
馬駿認為，發展綠色金融可以幫助推動改變投資結構，從而改變污染型的經濟結構。
“過去，太多的投資進入到了污染性的產業、能源和交通項目，而投資于環境治理、節能、清潔能源、清潔交通、清潔建筑等綠色產業的資金太少。”馬駿說，這是因為許多綠色項目的盈利不高，綠色項目的融資也面臨許多困難，即綠色項目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的困境。
“有人說，既然社會資本不太愿意或難以進入綠色行業，政府就應該投資于綠色產業。但是，單靠財政來發展綠色產業是不現實的。”馬駿說，各種研究表明，未來每年綠色投資的需求達到2-4萬億元人民幣，而政府財政每年只能拿出3000億元左右投資于綠色產業。即使用保守估計的每年2萬億元綠色投資需求作為基數來計算，財政資金最多只能提供15%的綠色投資，即85%以上的綠色投資必須來自社會資本。因此，必須要發展一個綠色金融體系，來動員和激勵大量社會資金投入到綠色產業，才能有效地推動投資結構和經濟結構向綠色轉型。
馬駿說，構建綠色金融體系已經成為國家的戰略，這項戰略的具體內容也已經明確。今年9月份，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其中第四十五條首次明確提出要建立我國的綠色金融體系。中共中央在對“十三五”規劃的建議中，再次明確提出要發展綠色金融。
馬駿說，河北在結構調整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但治理霧霾、發展綠色經濟方面任務仍然極為艱巨，因此更需要綠色金融的支持。與其他許多地區相比，河北的重工業占比更高，治理空氣污染的壓力非常大。2014年，河北省為了節能減排、化解過剩產能，全年壓減煉鐵1500萬噸、煉鋼1500萬噸、水泥3900萬噸、平板玻璃2500萬箱。但是，如果沒有足夠的資金支持來推動綠色產業的發展，而主要依靠限制性的手段來關停高污染高耗能的企業，就可能造成很大的經濟下行壓力，乃至失業的壓力。
“在經濟下行、財政收入減速的背景下，如何通過發展綠色金融，讓更多的社會資本來投入到綠色產業，就是我們面臨的重要課題。這個課題做好了，既可以達到穩增長的目的，同時也可以起到調結構的效果。”馬駿認為，在地方層面可以考慮從四個方面來推動綠色金融的發展——
建立對綠色信貸的貼息機制。貼息3%，可以撬動100%的貸款本金，用一塊錢的政府資金撬動33塊錢的社會資本投資于綠色產業。
建立對綠色項目的擔保機制。一般的銀行，由于對綠色項目的專業評估能力不足，會認為許多綠色項目的風險很大，但是專業的綠色擔保機構可能會發現這些綠色項目的風險實際上遠小于銀行的估計。對這些項目提供擔保，就可以保證在不良率可控的情況下，明顯降低綠色貸款的融資成本。
建立有政府參與的綠色產業基金。國內外經驗表明，政府背景的股權基金投資于綠色項目，可以大大提升民間資本對這些項目的風險偏好，有效吸引民間資金跟投。
通過發行綠色債券為當地的中長期、有穩定現金流的項目提供融資。許多地鐵、輕軌、新能源、污水處理項目就很適合通過發行綠色債券融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