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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講，馬云同志，你的那些公司，要是按照規定實際上都不合法，就到你網站注冊一下就成公司了？”李克強話鋒一轉，“現在合法了，我們已經規定了，取消門檻了。當然，也有人說，可能沒有實質性意義，其實有很大實質性意義。就是讓這些創業的人，原來會覺得自己繞彎走，現在有法律保障，法律規定是允許的。” 這是在10月31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北京主持召開的經濟形勢座談會上與馬云的一段對話。 這番對阿里巴巴的評價實際上是民營經濟變遷的速寫——非公經濟的發展經歷了最開始時的非法、“談私色變”，到后來又被定位于“公有制經濟的有益補充”、“非公有制經濟和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再到“大力發展和積極引導非公有制經濟”。 30年間，民營企業家由半合法的人群，成為被法律政策定為，對中國經濟做出很大貢獻的進步群體。民營經濟與民營企業家地位的不斷提升，與國家領導人對這個群體的持續關懷密切相關。國家領導人與民營企業家在各種場合不斷地互動更被視為重視和推動民間資本力量的重大信號。 力挺民營經濟 剛剛公布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中，對于非公經濟的支持更進一步：“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要完善產權保護制度，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 在上述李克強主持的經濟形勢座談會上，受邀發言的四位企業家中，兩位是民營企業代表：吉利控股集團董事長李書福和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云。馬云對總理說，民營企業家希望得到政府更多的信任。李克強當即回應：對民營企業家，政府不僅信任，還要依靠！ 早在2003年，習近平上任浙江省委書記后首次視察民營企業就去了吉利，習近平當時直言：“像吉利這樣的企業，如果我們不加以大力扶持，那我們還去扶持誰呢？” 民營企業家首次亮相國務院召開的座談會也是在2003年。當時浙江省飛躍集團董事長邱繼寶成為14位被邀請企業負責人中唯一的民營企業家，參加當年政府工作報告座談會。 民營企業家亮相中南海的次數多了，中央領導去地方考察調研民營企業的次數也更加密集。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張高麗等中央政治局常委，今年都走訪考察過多家民企。 9月底，習近平等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將集體學習安排到了民營企業聚集的中關村。聯想控股董事長柳傳志、百度CEO李彥宏、小米科技CEO雷軍等科技界領軍人物還分別做了講解。 在這些互動中，民營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常常遭遇的“玻璃門”、“彈簧門”阻礙也備受領導人關注。 9月6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有效落實引導民間投資激發活力健康發展的措施，會議強調，堅決拆除各種影響民間投資發展的“玻璃門”、“彈簧門”，徹底拆除“表面迎進去、實際推出來”的“旋轉門”。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羅仲偉看來，“整個經濟的發展不能缺少民營經濟，不能缺少民間資本的進入。從高層來說，這種認識、態度和基本的取向始終不變。” 民營經濟變革 在民營企業的發展進程中，國家領導人從早期的點名支持，到現在的不斷互動、考察，這些支持都在民企的發展過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34年前，年廣久以“投機倒把罪”入獄。1980年，鄧小平看到了杜潤生送來的“傻子瓜子”問題的調查報告后，當時就對個私經濟發展給予肯定，對當時姓“社”姓“資”的爭論，表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 1980年9月30日，北京第一家“個體飯館”悅賓飯店開張。美國合眾國際社記者寫了一篇報道，稱“在中國共產黨的心臟，美味食品和私人工商業正在狹窄的胡同里恢復元氣”。第二年春節，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陳慕華來到悅賓飯店拜年。“他們看著我把火攏上準備開張才離開。”悅賓飯店老板娘劉桂仙回憶。 1983年8月30日，胡耀邦在北京中南海會見了300多名全國各發展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安置城鎮青年就業先進代表，并作了題為《怎樣劃分光彩和不光彩》的講話。 胡耀邦說：請同志們回去傳個話，說中央的同志講了，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廣大勞動者不向國家伸手，為國家的富強，為人民生活方便，作出了貢獻。黨中央對他們表示敬意，表示慰問。這次著名的“光彩講話”，是“文革”結束后，中共中央對個體經濟發展更明確的一次表態。 這給大連街頭擺攤給人拍照的小伙姜維很大的觸動。“在剛剛粉碎‘四人幫’的年代，擺地攤就是干個體。好人都有工作，釋放出來的勞教人員才干個體戶，個體戶的形象大體就是這樣，所以那個年代干個體身份地位低被人歧視。他的話讓我徹底擺脫了自卑的陰影。”姜維回憶，當時他一邊念報紙一邊哭，“從那天起，我開始覺得活著更有意義了。” 1984年春天，姜維為了有一個法人身份能與港商合資，毅然到北京去“找政策”。輾轉奔波，這個小個體戶的麻煩受到了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任重乃至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重視。“讓他試辦一下嘛。”胡耀邦的一句話，催生了中國私營企業第一人。不久，建國之后第一家合法的私營企業——光彩公司成立。 1988年4月，第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私營經濟”的提法第一次出現在中國的根本大法中。憲法第11條增加“國家允許私營企業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權利和發展。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的內容。同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了《關于私營企業管理暫行條例》。 在這期間，“傻子瓜子”的創辦者年廣久經歷波折，曾三次入獄，其罪名分別為“投機倒把罪”、“牛鬼蛇神”、“流氓罪”；但也曾分別于1980年，1984年，1992年被鄧小平三次點名支持。這正好是改革開放的三個階段，年廣久命運的起承轉合被認為暗合著我國個私經濟的發展進程。 1992年，黨的十四大召開，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非公經濟開始在中國蓬勃發展，并在國民經濟全局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一些快速發展的企業開始受到國家領導人的多次視察。1993年1-3月，時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楊尚昆、李鵬、田紀云、李鐵映先后到巨人集團視察。李鵬給巨人的題詞是：“青年科技人才是國家的脊梁”。1994年6月，江澤民視察巨人集團，并用巨人中文手寫電腦題詞：“中國人就應該成為巨人”。 2000年11月8日，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鵬到重慶召開企業家座談會，中國重慶力帆集團的董事長尹明善是出席會議的民營企業家。會后，李鵬親切地對尹說：“尹明善，過來，過來，我倆單獨照個相，表示我對民營企業家的支持。” 國家領導人與民營企業家的互動并不限于見個面、握個手、說兩句鼓勁的話，互動更為民營企業解決了在發展中所遇到的實實在在的問題。 1996年6月1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镕基視察“華為”，當時“華為”的年銷售額已達26億元，躋身國內電信設備四巨頭。朱镕基當場表示，要求政府各部門積極支持“華為”和像“華為”這樣的民營企業發展。當得知“華為”資金有困難，他當即說：“只要中國的程控交換機打入國際市場，一定提供買方信貸，在國內市場與外國公司競爭，一律給予支持，同樣給予買方信貸。”朱镕基的一句話拉了一把處在資金困境中的“華為”。 為幫民營企業開拓國際市場，國家領導人還“率隊出征”。2003年12月，溫州奧康集團總裁王振滔等5名民營企業家首度跟隨總理溫家寶訪問埃塞俄比亞，并出席了“中非合作論壇”和“中國－非洲企業家合作大會”。 此后，民營企業家開始頻頻跟隨國家領導人出訪。浙江工商大學浙商研究院副院長楊軼清發現：“如今組織經貿團隨同國家領導人出訪，進行投資貿易和經濟合作洽談，已成為除了安全戰略事務方面之外的國際運行慣例。以前只有少數國企負責人才有機會，近年來，隨著領導人出訪頻密，各種經濟成分參與的經貿活動規模越來越大，民企、中小企業比重也不斷上升。” 2012年2月，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美時，隨行的12位商界領袖中，四分之一來自民企，三一集團董事長梁穩根、聯想集團董事長楊元慶、萬向集團董事局主席魯冠球、宜華集團董事長劉紹喜等4位民企代表隨行。今年3月，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俄羅斯時，隨訪的60余家企業中，民企數量超過了10家。 截至2012年底，全國私營企業達到了1085萬戶，注冊資金超過31萬億元，投資者達到2200萬人；個體工商戶超過4000萬，從業人員超過8000萬。個體、私營企業的就業人數在就業總人口中的比重超過了75％。而且整個民營經濟對中國經濟的貢獻已經三分天下有其二。 除了在民營企業發展過程中給予支持，民營企業家的政治地位顯著提升也是對他們的高度支持。早在1983年在全國人大六屆一次會議上，哈爾濱“秀榮”照相館老板白士明等兩位個體戶亮相人民大會堂。這是中國個體私營業主首次登上最高政治舞臺，一時引起國內外的廣泛關注。 全國工商聯2008年調查顯示，全國已有205名民營企業主進入地方各級黨政領導機構，其中擔任省級黨委委員的有4人，擔任縣鄉兩級政府副職領導的有61人。 從鄧小平對年廣久辦傻子瓜子“放一放”、“看一看”，到李克強對馬云說“政府對民營企業家不僅信任而且要依靠”，這是一個國家領導人三十多年來對民營企業持續不斷關注和支持的歷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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