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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民間金融尋條“活路”

　['世華財訊']2009年12月18日，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以集資詐騙罪一審判處吳英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其個人全部財產。吳英上訴，2011年4月7日，吳英案二審開庭，二審判決對于吳英至關重要。外界認為，吳英案的最終判決，將影響浙江民間借貸資本的未來命運。
　  
　  作為中國民間資本最為活躍的地區——浙江，民間資本“越線”并非個案，早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吳英案”便成出不窮。政府方面國家希望通過嚴刑來斬斷民間非法融資幕后黑手，現實是“吳英案”宣判之后，浙江的民間借貸資本依然活躍異常，未有明顯放緩。民間資本頻頻“越線”的背后，折射出怎么的民間資本現狀？政府防微杜漸的同時，是否該為給民間金融尋條“活路”？
　  
　  市場經濟體制下，民間資本身份“尷尬”，壟斷金融制度下，民間融資沒有應有的社會地位。與重農抑商相似，民間資本長期以來沒有受到國家重視，加之民間資本禍端百出，長期以來民間融資一直受到國家限制，而目前在現有的金融制度下，銀行主要為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大型企業集體服務。中小民營企業借貸困難重重，成為每一輪信貸緊縮政策下的“犧牲品”，融資不暢使得企業不得不轉向民間資本市場。
　  
　  畸形發展下使得民間資本問題百出，民間資本的鏈條上捆綁著各個階層，而高利潤是吸引民間資本快速集聚的主要原因。目前民間融資規模超過萬億，主要通過典當行、寄售行、擔保公司、房屋中介公司等借貸等形式進行。隱秘性和分散性強，游離于政策監控體系之外。民間借貸游走在法律的邊緣，在高額回報的背后，也潛伏著巨大的風險。
　  
　  民間借貸活躍，說明目前的信貸結構存在不合理的現象，銀行放貸無門的情況下，地下錢莊和民間金融機構成為最終受益者。而地下錢莊等民間金融機構游離在監管體系之外，得不到政策的有效監管使得國家很難對民間資本形成有效的約束。
　  
　  將地下錢莊和民間機構納入監管范圍之內，最好的方法是給其一個合法的身份。形成專門的法律、監管措施將民間資本發展約束在一個合理的范圍之內，使得民間資本活動不至于游走在國家的監管范圍之外，嚴刑同時給予民間資本合法身份，將使得更多的民間金融受到國家控制，不至于慢慢積聚成地下危機。
　  
　  目前有觀點認為，在正規金融機構不能滿足中小企業信貸需求的情況下，允許地下錢莊等民間金融機構公開化和合法化，將滿足中小企業的發展需要，一定程度上說有利于中國經濟的發展，試圖建立沒有地下金融的烏托邦社會，事實上是在拖市場經濟的后腿。民間資本提高借貸成本已經是一種風險補償，國家需要做的是將這部分風險規劃在一個合理的范圍之內。
　  
　  2008年，中國銀監會和央行聯合發布的《關于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規定了小額貸款公司在法律、法規規定范圍內開展業務，合法的經營活動受法律保護，為民間融資尋找到了“合法”的突破口。這也視為是民間融資合法化的一個重要突破，2010年與2011年國家又相繼出臺相關政策進一步奠定民間融資的合法地位。
　  
　  吳英案背后的深層意義是喚醒國家對民間資本的充分重視，“治標不治本”地打壓民間資本，或將造成中小民營企業發展遭遇更大困境，惡化民生企業的融資渠道，重罰之下不如加強規范合理民間資本融資環境，打破金融體制壟斷更進一步地推進市場化，給民間資本尋條“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