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的高利貸
發布日期：2011-08-26
大耳窿、地下錢莊、放數、放水，這是不同地區對同一現象——高利貸——的不同稱呼。
銀根緊縮的大背景下，股市有風險，樓市有限購，而高利貸則成為了龐大的民間資本迅速溯取利潤的出路之一。在某些地區，甚至出現了全民“放水”的瘋狂。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目前民間借貸呈現三大新特征：一是范圍廣，已從兩年前的江浙沿海擴展到陜西、內蒙等內陸地區，從制造業領域擴展至商貿流通甚至普通家庭。二是利息高，有的民間拆借年息已超過100%，達到近年來的最高。三是參與者眾，在高息和資金需求饑渴等作用下，甚至有銀行資金也充當了民間拆借的“二傳手”。
民間金融市場顯得空前繁榮，四處找錢的落泊老板眾多。一位民間放貸人士透露，50%的年息已屬成本過高。50%—100%，甚至更高的利息，到底做什么樣的投資生意能頂得住？
中小企業融資難一直以來被認為是慢性病，而在貨幣政策緊縮的背景下有了急性發作的傾向，經濟增速放緩，小企業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從而造成不良率的上升，就會導致銀行減少對其的貸款，小企業就會面臨資金鏈短缺和生產難以為繼，又進一步造成經濟的下滑和惡化，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貸來的瘋狂
今年以來，銀行收緊銀根后，民間借貸進入春天，以高利貸形式存在的民間借貸遍及沿海和內陸，目前，一些地區的高利貸正如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當地老百姓紛紛把多年的積蓄拿出來放貸，而當地的中小企業則在高利息下茍延殘喘。
自古以來，沒有人對高利貸有過褒揚。有網民表示：“高利貸的存在就像是毒品，甚至是比毒品還要毒，毒品就他自己一個人死，而借了高利貸一家人都遭殃。”更確切地說，高利貸毀掉的不僅僅是一家人，而是一個個企業。
有“抽水”的，就有“放水”的。在銀根緊縮的大背景下，股市有風險，樓市又進不了，俗稱“放水”的高利貸成了當下最賺錢的行業之一，北京一家小擔保公司，1年的凈利潤可以高達1個多億。在某些地區，甚至到了全民放水的瘋狂。
高利貸，正在把中小企業群體逼上絕路。這不是危言聳聽。
溫州是一個市場化程度很高的地方，在溫州隨便走進一家咖啡廳，就可能聽到關于民間借貸的話題。大街小巷中，典當行、投資管理公司、擔保公司的密度之高實屬罕見。據統計，截至2010年底，溫州的融資性中介機構數量達1879家，包括186家擔保公司、1088家投資(咨詢)公司等。在民間，這些機構被稱為“地下錢莊”，也被概稱為“擔保公司”。2011年，這些機構的數目一直在增長。
中國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在7月21日發布的《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中稱，溫州民間借貸市場規模約1100億元。該數據來自人行溫州中心支行的抽樣調查，從資金借入方和貸出方雙向測算并相互驗證得出，是指該時點上存續的債權債務關系的借貸余額。目前，被列入溫州民間借貸交易活躍指數監測的樣本，包括近1000家融資中介開設的1300多個銀行賬戶。
同時，人行溫州中心支行認為，這表明近期該市民間借貸市場處于階段性活躍期。根據該行去年的調查，當時的民間借貸規模約800億元。這意味著短短1年間，又有300億元資金涌入地下金融市場，同比增長近40%！
擔保公司，原是為了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信用擔保的第三方。而如今，它成為了高利貸融資鏈條里最積極的推動者——負責通過各種渠道湊集資金，再通過各種方式將錢以高利貸出去。巨大的資金需求，最終衍生出一個由銀行——大企業集團——高利貸公司共同組成的利益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正在以集團化、組織化的發展方式“茁壯成長”。這是一個龐大得無所顧忌的高利貸市場；這是一條幾乎無法撼動的利益鏈條。在這個鏈條中，中小企業正在以一種血淋淋的方式被“拯救”。
一般情況下，在貨幣政策不斷緊縮的預期下，民間借貸將更加活躍且利率將一路上升。事實上，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對民間借貸的監測數據已經驗證了這個規律。去年四季度以來，溫州民間借貸綜合利率一路走高，今年1－3月，溫州民間借貸綜合利率分別為23.01%、24.14%和24.81%，其中3月份的利率水平創歷史新高；第一季度利率增長11.91個百分點，漲幅比去年四季度增加8個百分點；5月溫州民間借貸綜合利率達24.6%，在經歷上月小幅回調后又現高位回升；6月則為24.4%，“利率水平處于階段性高位”。
人行溫州中心支行之前完成的第二季度儲戶問卷調查顯示，民間借貸首次超越房地產、股票、基金等投資方式，成為精明的溫州人眼中“最合算的投資方式”。
而據多位有民間借貸經驗的人士透露，目前實際民間借貸利率普遍的月息為2分至2分半，折合年利率為24%—30%，就連3分—6分的月息也不算少見。極端情況下月息超過了1毛錢，折合年利率為120%。這是不折不扣的高利貸。
溫州市金融辦對350家企業的抽樣調查顯示，一季度末，企業運營資金構成中，自有資金、銀行貸款、民間借貸三者的比例為56∶28∶16，銀行貸款占比與上年同期相比下降2個百分點，而民間借貸占比較去年同期提高了6個百分點。
在廣州，某投資公司工作人員表示，如果是拿抵押物作擔保貸款，貸款月利率為2.6%－2.8%；若無抵押貸款，月利率為7%－10%。
相對而言，北京、天津等地的民間借貸利率低一些。中信建投與亦多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近日對民間金融的調研結果顯示，內蒙古烏海部分擔保公司目前普遍月利率在3.5%－6%之間，京津地區擔保機構月利率在3%－5%之間。
根據我國民法通則規定，利息高出銀行同期貸款利率4倍就屬于高利貸，高出的部分將不受法律保護。按照我國現行的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利率標準，6個月以內的短期貸款基準利率為年5.85％，其4倍為年利率23.4％。目前民間借貸利率遠高于法律規定的4倍標準。
央行數據顯示，2010年新增人民幣貸款以外融資6．33萬億元，占融資總量的44．4%，這意味著所謂銀信合作理財、地下錢莊、小額貸款公司、典當行等其他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貸款規模已經逼近半壁江山。
一位不愿具名的銀行界人士表示，“這些非銀行的金融機構放的一般都是高利貸，而由于所涉及的企業多，用圈錢運動來描述高利貸對中小企業利潤的收割一點不為過。”
盡管業內的貸款利率普遍超基準利率4倍，某擔保公司人士透露，在合同上利率仍在基準貸款利率的4倍以內，額外利息則附加到了各種名目繁多的費用中去。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也坦言，“我們調研發現，中小企業從銀行渠道獲得的非抵押貸款利率在15%以上，是大型國企的2至3倍;從民間渠道獲得的短期拆借貸款日利率通常達0.2%至0.6%，年化后約為50%至150%!”
一個注冊資金1億元的擔保公司為例，按照有關規定，可以擔保8個億到10個億，但銀行為了降低風險，往往將擔保的額度降低。1億元的資本金放著不能動，假設擔保一個億，擔保的收益率大概在2厘到3厘，收益最多僅為300萬；假設擔保10個億，收益最多也僅為3000萬，這已經是理想狀態，在現實中很難達到。再減去運營成本，利潤空間很有限。
而從制度的設計上看，擔保需要承擔的風險和借錢出去承擔的風險幾乎相同。
業內人士透露，在浙江，一些國有擔保公司和財務公司也在利用國有資金偷偷放高利貸。“例如，有一家注冊資金為9000萬的行業性擔保公司，就將這筆資金高利貸借給其他擔保公司，再由其他擔保公司以更高的利率放出去。”
所以，從收益和風險比例來看，沒有人會愿意讓1億的資本金睡大覺，錢生錢的游戲其實很簡單。
這也就是為什么銀監會主席劉明康日前強調，要高度警惕近期網絡借貸、民間借貸和小額貸款公司等領域凸顯的風險的原因所在。
農業銀行總行高級經濟師何志成在調查中發現，我國借貸市場大約可分為六個層次：
最低的一層被稱為日息或天息，比“驢打滾”還黑。借了以后，哪怕1分鐘以后還，也算一天，日息率百分之五，往往只在賭場存在。高利貸市場最早正是在街市的賭檔萌芽，那時放錢的俗稱“大耳窿”，百分之百黑社會。你要不還，就敢剁你，沒有一分錢壞賬。這種形式的高利貸不僅一直存在，且日益公開化。
第二層， 為“民間錢莊”或曰“地下黑市”。這個市場幾乎是半公開的，缺乏監管。借款人一般都很守信譽，壞賬率很小。這個市場的傳統借貸對象主要是民營企業中的高風險追逐者。
第三層，就是以民間擔保公司、小額貸款公司、當鋪為代表的游離于體制邊緣的“準”借貸市場，它們不是黑市，但經營手法卻越來越黑。它的貸款對象主要是超短期的保命貸款或過橋貸款。目前這個市場很活躍，不僅放貸，而且開始變相吸收存款。由于它們有“準”金融許可的牌照，因此更容易成為高利貸市場的金融中介。
第四層是信托公司，利用委托貸款模式使高利貸市場“合法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所謂的“信托產品三方協議”，基本上都是房地產項目。貸款人將物業抵押給銀行，由銀行發行信托理財產品，并提供擔保，然后由信托公司合法地放貸。目前各類信托產品普遍以15%左右的利率吸收存款，發行理財產品，然后以20%以上的利率放貸，如果加上各種手續費，貸款實際利率也將近30%。
第五層是信用社和城商行。“這些金融機構抬高了高利貸市場的底線，使得高利貸市場更加公開化。為什么城商行一個普通行長年薪都是幾百萬？一言以蔽之，利潤非常高。我們國家的銀行，百分之四十多的都是活期存款，年息只有0.5%，貸款國家基準利率是6.35%，而按照國家規定，信用社和城商行可以以高于基準利率80%左右的價格放貸，因此將完全市場化的利率水平抬高到了年息12%左右，這個利差得有多大！南京一個城商行的行長被抓，牽出100多個縣市級的財政局存款。財政存款利息極低，年息0.3%、0.4%就能拿到了。另外他們還可以加名目繁多的手續費。他做初一，那些擔保公司、小額貸款公司就敢做十五，黑市利率就能奔天上去。”何志成說。
第六層則是國有股份制銀行。這個市場受到國家政策的嚴格管制，不敢任意提高利率。但由于國有股份制銀行發放個人消費類貸款利率可以上浮20%，再加上擔保費、手續費，可以到30%，而國企上浮5%就很困難了。因此它們就采取提高個人貸款比例的方法，來彌補在國企貸款上的虧損。
“今年工行、農行這些國有銀行的基層行，都在大力推行個人貸款。以前這方面業務做的比例是不高，就占10%左右，今年比例達到30%-40%。這些個人貸款，實際上本質是中小企業貸款，90%的背后都是有企業行為。”
被“拯救”的中小企業
從邏輯上，這看起來非常奇怪：在原材料、人工不斷上漲的高成本之下，中小企業的利潤越來越薄，而在短期內流向中小企業的資本回報卻越來越高——在浙江，民間借貸的利息回報年利率已經高達100%了，而中小企業的平均利潤不超過10%。不符合邏輯，卻真實存在。
為遏制通脹的壓力，迄今為止，中央銀行已經連續12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國內的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已達21.5%的歷史高位。
在現有的金融體系中，商業銀行特別是大中型商業銀行占據著主導地位，以銀行為媒介的間接融資是企業融資的一種主要方式。而出于貸款安全性和盈利性的考慮，大中型商業銀行盈利的天性就決定了它很難對中小企業融資給予足夠的重視。
央行的貨幣政策在有效收回流動性的同時，也加大了中小企業獲取銀行貸款的難度。事實上，對絕大多數中小企業來說，即使是在貨幣政策寬松的時候，也很難得到貸款。現在的處境，更是雪上加霜。
無奈之下，中小企業只好低下頭來，把目光投向高利貸——這一并不陽光，卻可解燃眉之急的“非常規市場”。
但是，進入高利貸的中小企業，很少能起死回生。去年，山西中陽的企業家任直平出版了一本書叫《高利貸》，封面上寫著這句話：“綁架億萬債奴，吃垮無數企業。”
越陷越深，正是高利貸的可怕之處，不僅是利息高，還有每月結息的潛規則，任直平算了一筆這樣的賬:就比如1000萬，月息4分的借款，大家都以為每個月40萬利息，三年還的是1440萬的利息，加上本金是2440萬，其實不是這樣的。比如第一個月，我還的40萬利息，這40萬本身又是還要還404%，因為這40萬我沒有用，就給人家付上利息。第二個月的時候，我又向別人借了40萬，給人家付利息，這40萬也有4%付利息，這樣一直到36個月，這樣利滾利算下來，我真正付出的，整體的利息是5540萬，還欠人家1000萬本金，也就是說1000萬的借款，到三年的時間，變成了6540萬的借款。整整比2440萬多出了4100萬，這4100萬就是被利滾利吃掉的。
6月23日，廣東省中小企業局局長張文獻在“廣東與全國知名民營企業合作發展共促轉型升級大會”表示，目前中小企業經營困難確實有逐漸加重趨勢，廣東中小企業存在一些資金壓力，遇到一些新的困難。“困難包括綜合成本上漲較大、流動資金缺口較大，部分企業還出現有訂單不敢接的情況。同時，也有部分行業反映，利潤在下降，甚至虧損。”
據了解，我國約80%以上的玩具企業為“OEM”（代工生產）生產方式。OEM玩具企業缺乏自主創新，核心技術受制于人，存在因設計缺陷而被動承擔責任的風險；同時市場與客戶結構單一，利潤率及抗風險能力低。據了解，東莞中小企業百元產值平均實現利稅5.3元，而玩具行業僅為1.63元，不足行業平均水平的1/3。有國內媒體記者赴東莞實地調查后發現，東莞目前雖未出現大量中小企業倒閉潮，但融資困難導致的資金鏈斷裂已有苗頭，玩具行業尤甚。
有數據顯示，2011年4月，我國玩具行業累計虧損企業數達261家，占比22.6%。據了解，2008年，珠三角玩具企業總計約8000余家，經濟危機后銳減5000家，約為3000家。目前，銀行斷貸給該行業帶來新危機。廣發銀行東莞厚街支行某客戶經理表示：“下半年，東莞可能會出現中小企業倒閉潮。”
溫州東方輕工實業有限公司作為中國打火機行業的龍頭企業之一，所生產的打火機占全球市場大約70%的份額，該公司是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把打火機打入了國際市場的企業。日前，該公司董事長李中堅在接受采訪時卻稱，目前公司已經處于半停工的狀態，甚至可以說是停產。
日前，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的會長周德文公開表示，目前溫州大約有20%的中小企業處于半停工狀態。周德文隨后表示：“如果外部環境和政策方向在下半年沒有發生改變，那下半年半停工的中小企業將會增加20%，40%的中小企業在年底會處于半停工狀態。”
問及停產原因時，李中堅稱，因為公司無法從銀行獲得資金：無關信用，無關管理，有關的是經營業績。據悉，今年1至5月份，東方公司的產值達800萬，然而在2007年同階段的產值有2000萬，減少了2/3。
據溫州市經貿局對轄區的855家企業的調查結果顯示，2011年一季度，溫州眼鏡、打火機、制筆等出口導向型企業銷售產值同比下降7%，利潤同比下降大約30%，虧損面達到1/4，利率保持增長的企業有1/3。這些行業平均利潤率約為3%，利潤率超過5%的企業不到10家。
溫州某鞋業公司董事長表示：“一般做實業的企業家，除非迫不得已，不會跟高利貸借錢，因為利潤本身就非常微薄，根本無力償還。除非只是拿來做‘還舊借新’的過橋資金，現在這個需求非常大。”
這種情況，專為解決企業在銀行貸款到期需續期，但企業自身又沒有資金歸還，因此必須臨時拆借資金，歸還老貸款，再貸出新貸款，用以歸還臨時拆借的資金。
由于人民銀行貸款管理辦法對貸款展期有著原則上不超過原貸款期限一半的規定，商業銀行在企業貸款到期后往往要求歸還原貸款，才能再貸新款。而當前大部分中小企業都存在資金鏈緊張的問題，隨著貸款到期，不得不去資金市場高息拆借資金周轉。
“企業的苦處在于，可抵押物要留著給銀行做新貸款，所以只能拆借短期資金，支付高額利息。而風險在于，銀行很可能收回貸款就不發新貸款了，這樣就導致很多拆借資金無法償還的債務糾紛。”上述鞋業公司董事長透露，近來的確有一些中小型制造業老板因無法還錢而跑路，在未來4－6個月中，溫州地區的借貸債務糾紛或將大量爆發。
宜疏不宜堵的民間借貸
一連串與民間借貸相關的負面新聞涌現，引起了社會熱議，也引起了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然而，民間高利貸的存在并在當前特定的經濟發展時期出現一個高峰，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大量擔保公司之所以能掛羊頭賣狗肉，通過放“高利貸”牟利，與目前中小企業融資渠道狹窄、而民間資本充裕卻缺少投資渠道有關。
擔保行業資深專家張國祥表示，銀行業務流程長、環節多，與中小企業“額度小、要得急、頻率高、周轉快”的信貸需求在實際操作中難以對接，這給擔保行業的發展提供了市場空間。
溫州市銀監局有關負責人介紹，上半年當地銀行加大了對中小企業扶持力度，中小企業貸款新增207.8億元，增長8.61%，占全部貸款余額的43.6%。但部分不符合銀行信貸政策要求的中小企業，以及對外投資過度、對資金依賴度較高的企業和部分信用實力較為欠缺的新開工企業，只能轉向民間借貸市場進行融資，客觀上推高了民間借貸利率。
溫州市經貿委的調查表明，一季度，當地以往貸款滿足程度較高的億元以上規模企業中，49.2%已開始感覺資金面吃緊，而中小企業更普遍感覺貸款難。全國工商聯近日的調研也顯示：90%以上的受訪中小企業表示無法從銀行獲得貸款，小微企業的融資狀態更為窘迫。
與此同時，銀行機構與民間的閑置資金紛紛加入民間借貸大潮。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指出，在股票市場持續低迷、房地產市場被限購的情況下，部分資金通過擔保公司、理財產品、信托和民間集資等途徑，進入到民間拆借市場。
中國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的調查表明，有89%的溫州家庭(或個人)和56.67%的企業參與了民間借貸，當地民間借貸容量達到560億元。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指出，民間借貸容易陷入借新還舊、越滾越大的惡性循環，一旦資金鏈斷裂，就會面臨巨額資金無法收回的局面。而在民間利率高企、民間放貸愈演愈烈的情況下，民間借貸市場會形成泡沫，只有在利率不斷上升的預期下才能保持平衡，一旦平衡被打破，后果不堪設想。
這邊中小企業嗷嗷待哺，那邊大量的民間資本不惜冒險違規借助高利貸平臺獲益。如何消除阻滯，使“錢流”更順暢？
不可否認，在中小企業融資過程中，通過民間融資，的確是很多中小企業的生存途徑。但民間借貸的興盛，對于正規金融市場肯定會產生沖擊，其潛在的經濟和社會風險不可忽視。
當然，對高利貸并不能一概而論，一棍子打死，打擊的同時，也要大膽放開。第一對于涉黑的不規范的、在市場上搗亂秩序的，應該給予嚴厲打擊。對按市場進行經營的，還是以疏導為主，給他們一條路，設定一個框架，有一系列的流程，允許他們從地下轉到地上。能不能首先在這些機構中首先實現利率市場化，這方面我們要解放思想。連平說。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認為，對于民間信貸、包括一些合法的民間金融機構，既要監管，也要讓給予合理的發展空間。監管我覺得是毋庸置疑的，可以防范風險，但是由此導致的，可能使客觀上形成一個效果就是說，它壓縮了原來的緊縮時期，本來從正規的銀行信息獲得不了資金支持的那一部分中小企業的那一部分融資渠道被卡住了。所以如果你在這些渠道里面，獲得不了資金的時候，你怎么在正規體制內要開口，堵斜門，開正門。
郭田勇表示，政府機構應該適時轉變思維方式，客觀區分并理性分析民間金融不同業務的性質，嘗試采取以疏為主、以堵為輔、疏堵結合的綜合治理方法，以規范和引導民間金融。
一方面，政府應該疏通合理的民間金融活動，從法律上為其正名。此前實施的小額貸款公司試點便是一個大膽的舉措。盡管小額貸款公司既不是銀行，也不是金融機構，只是貨幣的服務性企業，但它一方面能為中小企業雪中送炭，另一方面也為大量逐利的民間資本開辟了一條規范的出路。雖然小額信貸公司的成功仍需要在利率、稅率、準入門檻等政策制定方面加以修正，但毋庸置疑的是，對民間資本匯聚帶來的借貸行為，由不承認到默認、公開承認，再到予以收編，這既是大勢所趨，也是地方政府面對金融形勢的變化主動出手的一種有益嘗試。當然，要從實質上促使民間金融“陽光化”，還需加緊籌劃、適時推出《民間融資法》、《放貸人條例》等法規體系，建立一個規范民間融資活動的秩序框架，在加強監管、不斷完善對其管理的同時，為民間借貸構筑一個合法的活動平臺，以規范、約束和保護正常的民間借貸行為，促進正當的民間金融活動擺脫灰色金融的身份，充分發揮其拾遺補缺的作用。同時，這一舉措也有利于將一些不屬于違法范疇的灰色金融規范化。事實上，美國、日本也正是通過這種“民間金融合法化”的方式來規范民間金融的，而非簡單地采取打擊和取締的辦法。
另一方面，政府應該堵住黑色金融。民間金融良莠不齊，對其中擾亂正常金融秩序、危害社會穩定的部分應加以取締。民間金融活動反應了市場的資金供給情況，利率高于銀行貸款利率也屬正常，但若演化為高利貸，甚至同黑惡勢力勾結，參與洗錢等非法活動則要堅決取締，絕不能姑息縱容。
此外，發展民間金融本身要求對它們的監管。過去我們不斷地把國有大銀行納入正規的監管系統，而對民間金融則采取置之不理或進行嚴格管制的態度，沒有對其進行合理的管理和監督，從而給民間借貸市場帶來較多隱患。因此，政府和有關部門應該加強對民間金融活躍地區的監測，盡快建立有效的監控系統，尤其是建立有效的民間借貸利率信息收集機制和風險防范機制，全面掌握民間金融的運行情況，并以此制定適合的政策法規。
根據相關法規，小額貸款公司只存不貸，除了自有資金外，只能按不超過資本金50%的比例向銀行融資用以放貸，因此規模受到極大限制，現有小額貸款公司往往開業數月即告“斷糧”。應當逐步提高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比例，將經營良好的小額貸款公司升格為可吸收存款、發放貸款的村鎮銀行。
放寬民營經濟在小型金融機構的準入門檻，允許民企開辦村鎮銀行或成為村鎮銀行的大股東。
不妨將現有村鎮銀行模式推廣到縣級以上城市，像國外那樣成立數量眾多、專做小企業貸款的社區銀行。
此外，銀行業自身也應主動轉型。“上半年我國社會融資規模為7.76萬億元，而同期新增人民幣貸款為4.17萬億元，銀行貸款占社會融資規模比例繼續降低。”巴曙松說，“而目前銀行業適應這種多元化融資格局的能力還不強，業務上仍依賴存貸款利差，一旦缺錢就會對它產生很大的沖擊。”
巴曙松建議，銀行業應跳出簡單的存貸款服務模式，努力為企業提供多樣化融資，在整合金融服務中獲得收益。“比如，為企業提供PE＋貸款、發債＋擔保＋信托計劃等一攬子服務，而不是眼睛只盯著不斷萎縮的信貸業務。”
“下半年由于公開市場到期資金不足上半年的30%，加上中小企業和部分中小銀行資金偏緊，存款準備金率上調在1—2次為宜；鑒于中美利差已創下近10年來最高、經濟增速逐季回落、企業經營出現困難等因素，加上CPI極可能見頂回落，基準利率水平宜保持基本穩定；考慮到‘實貸實付’制度及其他因素對銀行存款創造能力的削弱，公開市場回籠力度宜比上半年略為放緩。”連平建議。
大銀行天然地傾向于跟大企業打交道，這幾乎成了一條市場定律。在美國，資產規模小于1億美元的商業銀行中小企業貸款占比高達96.7%；而資產規模大于500億美元的銀行就只有16.9%。“如今，越來越多的城市商業銀行在做大做強后，也開始漸漸遠離中小企業了。”連平說。
國家5A級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