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未來20年仍有8%增速是否靠譜
發布日期：2012-10-23 來源：《中國投資?企業導刊》
中國經濟未來20年仍有8%增速是否靠譜
文/張平
林毅夫在國內可謂是“知名度”最高的經濟學家之一。這既源于他師從諾貝爾獎得主舒爾茨，并創辦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更源于他頭上戴著首位擔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華人的光環。今年6月從世行高級副行長卸任歸來的林毅夫近日首次亮相，就拋出了“未來20年，中國仍有潛力實現每年8%左右的經濟增長”的觀點，引發了學界一片爭議之聲。
林毅夫的觀點之所以引發爭議，原因有二：其一，過去30年中國經濟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增速，如今遇到了成長的瓶頸，不僅是原來依賴出口、投資（包括房地產和政府投資）的增長方式不可持續，而且吳敬鏈先生還發出警示：“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矛盾已經幾乎到了臨界點”。所以中央政府已經意識到了經濟轉型的緊迫性，但轉型的挑戰之艱難前所未有。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林毅夫的“8%”、“20年”的觀點自然受到質疑。其二，林毅夫主張更多的采用財政政策，而非貨幣政策，就是靠政府投資基建項目來解決經濟增長瓶頸問題，這個藥方雖說帶來短期的經濟提振效應，但是所帶來的負作用也相當的大。因為政府投資存在三大問題：
首先，政府主導的基礎建設投資項目難免會出現低效率的問題，也就是說政府投資的效率遠不及企業和個人投資，因為官員求的只是短期的政績，而并不那么關心投資回報率。最近成思危援引地方政府官員的說法稱，“2009年，地方政府逼其融資平臺向銀行貸款，于是企業就大幅舉債，有錢不借是傻子，借錢偏少也是傻子，借了錢還想著還的更是傻子。”從目前來看，政府主要投資于鐵路、航站樓、地鐵、公路、橋梁等基礎設施項目，而這些項目都具有投資周期長、投資回報率低、資金耗用大的特點，如果未來中國經濟增長還是靠政府投資來拉動，那么不僅會導致很多地方超前和重復投資現象嚴重，而且還會使地方政府債臺高筑，銀行不良貸款率急劇上升等棘手問題。
其次，政府主導的投資，一般都會與腐敗如影隨行，因為基建項目投資具有投資大、極易尋租的特點，更是成為很多官員眼中的“唐僧肉”。從前鐵道部部長劉志軍和高官張曙光的隕落，到河南連續四任交通廳長落馬，再到湖南交通廳一年內四位廳級領導出事，都生動揭示了政府投資項目背后驚人的“腐敗成本”。根據王小魯的數據，中國2008年的灰色收入就高達5.4萬億，占GDP的17%左右，這無疑會迅速拉大社會收入差距，直接威脅社會穩定。套用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的話說，“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么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因為它注定要威脅社會穩定”。
最后，過去30年中國的經濟奇跡，雖然離不開強勢政府所創造的穩定環境，但其真正的、直接動力還是市場經濟的活力，是民營企業追逐利潤所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帶來的全球化的紅利。將政府主導的投資理解為中國經濟奇跡，并且成為每次醫治經濟下滑的靈丹妙藥，顯然是錯誤的。現在看來，靠政府投資的經濟增長方式是不可持續的，當前最為緊迫的是必須要讓政府退出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和過度干預，做到“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所以調整經濟結構最為關鍵。
近期，國內很多專家都在為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中國政府快速推出4萬億財政剌激計劃，給現在中國經濟造成的負作用而擔憂。有人認為，正是中國政府的4萬億財政剌激計劃，才導致信貸投放失控，國內房價再度猛升；通脹隱患至今難除，地方政府債務逼近危險水平。面對這些棘手問題，中央于2010年初被迫急剎車：銀監會對地方平臺債進行整治；央行在去年連續提高準備金率和加息，以及政府不惜代價打壓高房價，最終才引使今年以來GDP增速一路下行至今。似乎當今一切經濟問題都是當年4萬億惹的禍。
不過在剛剛閉幕的2012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上，中央高層對此專門進行了回應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中國實施了一攬子計劃，率先實現經濟回升。對一攬子計劃，有人不顧事實歪曲和指責，甚至認為是不必要代價。我想鄭重說明，正因為當時的果斷決策和科學應對，我們才避免了企業倒閉、工人失業、農民工返鄉，保持了發展好勢頭，維護了社會穩定，防止了現代化進程出現大的波折。”筆者認為，面對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產生的巨大沖擊波，四萬億投資計劃很有必要，因為當時我國很多地方的基礎設施有待完善,所以4萬億投資本身沒有錯。但問題是地方政府在四萬億的庇護之下不顧自己的財力搞出了十幾萬億的投資計劃，以及2009年的9.6萬億的天量信貸大躍進。這就直接導致了現在的房價泡沫、通脹隱患、地方政府債務惡化等不良后果。在這點上值得我們反思。
因此，中國未來20年要想維系經濟快速增長的奇跡不僅困難很大，而且僅靠林毅夫提出的政府投資是維系不了的，唯有依靠改革進一步解除市場經濟發展的制度性障礙，釋放企業的活力和創造力，其中包括：消除土地、環境、勞動力、資金等生產要素的價格扭曲；打破央企壟斷，引入民間資本，消除事實上的所有制歧視，以確保公平競爭；變現部分國有資產，用以彌補社會保障方面的漏洞；建設“小政府，大社會”的有限責任政府，大幅度的減稅，為企業和個人減負；政府退出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致力于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的法治環境，甘當“看不見的手”角色；實現司法獨立，建設法治的市場經濟。而唯有這樣，中國企業才可能從制造走向創造，建設創新型社會才有基石。不過在改革過程中必定會遇到較大阻力，所以未來中國經濟的增長關鍵要看改革者的決定和毅力，而絕不于簡單依賴于政府投資所能解決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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